场所|长辛店记
2015年初，书写建筑工作室参加二楼出版机构“六环比五环多一环”艺术计划，对长辛店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调查，以下是我们的调查报告。
长辛店站
1967年3月14日，福柯在某个建筑研究会上阐述关于“异托邦”的构想时，专门提到了“火车”这一场地的特别之处：它是一种特别的关系束，通过它我们经过事物，通过它我们从一个点到达另外一个点，同时，我们还经过它本身。今天我们对长辛店的所有思考，都应该回落到1899年，也就是长辛店站在京广线上落成的那个时刻：这个距离北京的“构成性中心”——天安门只有19公里的小镇，将它的命运系在了火车工业迭代的历史之中：发展与悬置、危机或循环、不断累积的过往和日久弥新的现实，大量资本的觊觎兼着人们不露声色的渴望。
京广线将小镇一分东西，铁轨毗邻着民居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，车轮碾压铁轨的轰隆声和振聋发聩的汽笛声，每隔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就会轮番响起，蒸汽机车的脉搏切分着小镇原本广延的时间与日常。近年，随着火车提速与更新，车站被终止了客运功能，阳光充足的冬日午后，站前小广场上聚集着三三两两的老人在下棋聊天，偶尔有几只土狗在紧闭的老火车站门前追跑，一切都旷日安宁，似乎从未经历过什么动荡。
北京二七机车工厂
二七厂前身是建于1897年的清朝邮传部“卢保铁路卢沟桥厂”，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，是主要的策源地，后以“二七”命名，1966年改称“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”，隶属铁道部，为国有大型企业。二七厂曾造出共和国第一台“火车头”，25天造出第一台“建设型”蒸汽机车，88天造出第一台600马力内燃机车。文革期间，成为由8341部队驻守的“六厂二校”之一，长辛店也被更名为“北京二七革命镇”。
长辛店非依厂而生，却因厂而兴。在工厂最繁盛的80年代，10000多名职工几乎覆盖了长辛店的每一家户，很多人家甚至两代三代都在工厂。可以想象，在全民计划经济的年代里，一个庞大的工厂和周边生活区的日常，是如何被工厂的时钟来安排的：每个人在相同的时间被召唤到工厂，相同的时间开始工作。配套的附中、附小、幼儿园、医院、商店、浴池、球场的时间表，也是随工厂的作息而动。上下班的钟声，把整个村镇的时间按照蒸汽机车工人的劳动进行划分，时空虽不绵延，但却稳定而恒久。如今，二七厂不再具有技术革新的优势，职工更是缩减为2000人，多数是来自外地的铁路职工子弟，虽是正式招工，但无法获得北京户口。按老职工的说法，这些孩子最好的出路就是和本地人结婚。
西峰寺
1950年代初，二七厂依据苏联图纸在西峰寺给职工兴建宿舍区，囿于造价的限制，遂将图纸修改：平面缩小，而高度不变。建造亦是全厂动员，在没有专业建筑工人的情况下，完全由铁路职工建造，家属也参与刷墙油漆等。这十六栋青砖红瓦，尖顶带烟囱，绿色木质门窗，再加室外楼梯的二层小楼，成为那个年代左邻右舍工友们梦寐以求的“高级别墅”。然而经年日久，人口扩张，每家十三平米的居室远不敷使用。六十年来，此地房宅之间陆续被占据加建，各类构筑物从煤棚到院落大小不等，鳞次栉比，“高级别墅”变身为“集体棚户”，带着占据空间的天然正当性与自发营造的诗意，连缀成了一块块地毯状的迷阵。
西峰寺
近年，二七厂搬迁与明清商业街开发的消息不胫而走，牵动着每个长辛店人的心。可西峰寺社区却由于远离资本关注的“构成性中心”而面临被再次遗忘于“发展”背后的命运。街头巷尾，在退休的老职工们期盼的目光中，我们甚至不敢理直气壮地举起相机，生怕什么关于改造的讯息，呈现在这样一个具有“权力”的动作里。离开时，他们依然远远望着我们的背影，小声议论着我们是否是来自规划局或者政府单位的调查人员。
建设里与光明里
二七厂北面的连山岗东坡上，一片排列整齐的职工宿舍区，共有楼房72栋，常住人口4000户左右，以每户3口人计，大约生活着12000人。住宅按照建设的批次分为不同的单元：60年代的胜利里、70年代的光明里、80年代的建设一里、90年代的建设二里以及更晚近的建设三里等。这片地形北低南高，东西低中间高，每一组社区都分属不同地坪之上，中间坡道楼梯相连，外部空间丰富。72栋住宅，2－6个单元，1梯2户或3户。套内面积30平米到60平米不等。这片住宅与铁路东边大片的平房棚屋相比，条件优越得多，而“巴黎没有家宅”，巴什拉如是说，因为城市里的人们居住在层层叠叠的盒子里，门牌号和楼层确定着居所的方位，缺乏着为了自身梦想而需要的空间垂直性。巴什拉引用布凯斯的诗句，“这是一个只有一层楼的人，他的地窖就在阁楼里。”
建设里和光明里
一位老职工告诉我，这些房子虽然是厂里分给他们的，也交了钱，但产权仍属厂里，不能自由进入交易市场，如果买卖，只能在工厂内部交易。如今，二七厂面临整体搬迁，年轻的工人们不会再获得分房的机会，他们暂居在工厂旁边的单身宿舍里，靠每月3、4000元的工资，等待着无从预知的未来。
连山岗
连山岗是长辛店村的农民聚居区，柏油路只到村口，村民在自家宅基地上翻修了老宅。村民不再种地，耕地被集体出租给一些小型工厂，每户按年分得租金，青壮年出去打工，老人儿童留守家中。白天家家户户院门紧闭，街头巷尾不见一人。有一户没有翻修的院子，也没有院门，正房保留着原样，屋顶铺着长辛店当地典型的石片瓦，木质窗棂上还留有当年建造时设计的“双喜”字样。
各种带着清晰边界的“地点”并置于长辛店这一块狭小的地方：超级体量的厂房、结构灵巧的民居、连缀成片的棚屋、趋同单一的住宅楼……形成一个有组织的、秩序井然的“地点”集合，包含了此地所有自然形成的以及人工创造的地貌，更容纳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轨迹。其中，既有非常典型的，也有异乎寻常的，却无一不是意义明确的，只有意义明确，“地点”及其特征，才会触动人们的生活记忆，给予我们关于自身的归属体验。
长辛店大街
在福柯关于“异托邦”的演讲中，“市集”是处于城市边缘未占用的、令人赞叹的地方，每年一次或两次，满是小船、货架、古怪的东西、摔跤的、耍蛇的女郎和女算命的。“市集”往往以节日的形式，实现着复数的结构，建立起人们进行日常交流的平台，独特的魅力在于它的琐碎、短暂、不稳定性，而且充满着混杂、矛盾、迁就、任意和残缺。
长辛店大街，已存在百年，大街两端曾有南北两关，五里长街，不仅是交通要道，更是繁华商贾聚集之地。从目前保留的地名上，当年胜景可见一斑：车店口、花生店、南当铺口、圣德里、大寺口……更有几处历史建筑如清真寺、火神庙等保留至今。它是这样一处场地，先于任何专业认知，并且具有超越地域文化差异的共性。
烟酒饮料摊：经营了三十年，老板娘当年从附近的云岗村嫁给本地人，一边上班，一边经营。自从下岗以后，就靠这个营生。1994年，他们花五六万翻盖了男人家里的老房子，修成古建筑的样子。小店经营品种有限，夏天饮料，冬天烟酒。店铺的玻璃橱窗上，挂满了一排“共产党员商户”、“先进个体工商户”的奖状。
炒货摊：夫妻俩98年来到这里，那一年，他们的大儿子刚刚出生。他们每日从新发地批发市场进原料，现场炒制，当天卖空。门面房原来只有两米宽，因为紧临着一面未曾开窗的实墙，便逐渐扩展到临近的胡同口，渐渐达到14米宽。
熟食摊：夫妻二人十年前从江西来到北京，一年前搬到长辛店。这个摊位，每天要付50元的租金，他们觉得挺贵。扩音喇叭循环播放着售卖的讯息。
“本店是特价店，所有商品都来自正规厂家，比任何超市都便宜，猪头肉便宜了，由三十二种中药秘制而成，十四元一斤，批发肥肠，是猪大肠，五香猪肝十三元一斤，酱肘子，猪蹄，猪耳朵，泡椒凤爪，油芥子，批发腊肉，熏肉，出售松仁小肚，十元一个，排骨肠十元两根，蒜肠八元两根，泡椒凤爪十元一包，龙门醋便宜了，五元两瓶，金狮酱油，七元一桶，一桶四斤，火锅底料，三元一包，真的很便宜，白象方便面便宜了，方便面六元五包，火腿肠半价，有猪肉肠，鸡肉肠，鱼肉肠，牛肉肠，清真肠，玉米肠，香辣肠，双汇王中王，大量批发龙门米醋，香醋，火腿肠半价，酱油醋半价，方便面半价，白糖十元三包，白糖十元三包，海天黄豆酱便宜了，能直接吃的好酱，牛肉酱十元三瓶，牛肉酱十元三瓶，榨菜，海带丝五毛一包，番茄酱五元一瓶。”
手擀面摊：小李，25岁，河北保定人，独自经营着这个面摊。他与身后的炸酱面馆合作，以稍低的价格给后者。三年来，他在镇上积攒了一大批回头客。对于我建议他进城的建议，他这样回答，城里人还做饭吗？还不得天天下馆子啊？
鸭蛋摊：老人60岁上下，每次见到他，都笑脸相迎，用沙哑的嗓音问，来点鸭蛋吗？每个都有油，还不特别咸。老人住在距离长辛店70里地的涿县，每次坐长途车，一周来三四趟，至今已跑了二十多年。他的鸭蛋除了自家产，还有从四里八乡收的。他的摊位由两只手工编制的筐组成，里面放满了一袋袋的鸭蛋，上面还有些自己磨的玉米面。冬日里，他的摊位追着阳光，一天要换几个地方。
切糕摊：于师傅90年代来到北京，靠做切糕手艺在长辛店附近生活了二十多年，摊位在上午和下午各具特色，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，销售情况介入对切糕实体形态的影响，正如资本介入对城市空间的影响。